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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深圳敲門,對上海是陰影還是動力? || 大視野

2016-8-17 00:38| 發布者: admin| 查看: 210| 評論: 0

摘要: 秦朔/文“秦老師看過魏達志老師最近關于‘上海不是深圳對手、浦東也干不過前海’的文章嗎?”8月8日在深圳南山科技園調研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時,有人問我。沒看過。但知道魏老師是復旦人,1982年本科畢業留校,兩年后 ...



秦朔/文


“秦老師看過魏達志老師最近關于‘上海不是深圳對手、浦東也干不過前海’的文章嗎?”8月8日在深圳南山科技園調研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時,有人問我。


沒看過。但知道魏老師是復旦人,1982年本科畢業留校,兩年后調入深圳,現在是廣東省政府參事、深圳大學產業經濟中心主任,前幾年因呼吁“深圳直轄”名噪一時。


飛機晚點三個多小時。我在休息室仔細研讀“上海不是深圳對手”,作為在上海讀書和工作16年的新上海人,一邊讀,心理陰影一邊擴大。



上海和深圳相比落后了?


魏達志的觀點非常鮮明:從長遠看,上海不是深圳的對手,這是由上海的所有制結構決定的。上海的央企、地方國企、外資企業、民企比重為 1:1:1:1,而深圳90%都是民企和個體。創新動力是完全不一樣的。


2015年,深圳GDP1.75萬億,香港1.79萬億,廣州1.8萬億,新加坡1.83萬億,北京2.29萬億,上海2.49萬億。魏達志說,按這個基數,上海慢下來,深圳快起來,深圳趕上上海的時間大約是8-10年。再過10年,深圳有望成為中國經濟總量最大的城市,且是香港的一倍。“這個未來,你能想象到嗎?”……


我并不同意魏文中的一些觀點,但受其觸動做了點研究后,方感深圳沖擊波之強。上海對深圳很重視,但一般人還是認為深圳強在高新技術和一批明星企業,論綜合實力和上海還差很多。



實際情況如何呢?



【深圳經濟總量20年后可以超過上海】

2004年我從廣州遷往上海時,上海的經濟總量是深圳的兩倍。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縮窄為1.5倍。如果深圳保持比上海增速快兩個百分點的優勢(去年快2.1個百分點,今年上半年快1.9個百分點),預計2038年前后會超過上海,成為中國最大經濟城市。



【深圳人均經濟指標早已超過上海,且上海難以追上】

深圳是副省級城市,面積1997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1137.87萬人。上海是直轄市,面積6340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2415萬人。上海的面積是深圳的三倍多,人口是深圳的兩倍多。深圳每平方公里產出的GDP和財政收入多年位居全國大城市第一。2015年深圳人均GDP是上海的1.5倍以上。上海到2020年的目標之一是人均GDP15萬元,深圳2015年已達到15.8萬元。考慮到深圳比上海增速快,從人均GDP來看,上海也許永遠趕不上深圳了。



【深圳的創新指標優于上海】

到2020年,上海的目標是萬人發明專利達到40件,研發投入占GDP比重達到3.5%,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20%。這些目標低于深圳目前水平。深圳到2020年這三方面的目標分別是:64件,4.25%和42%。2015年深圳PCT專利申請量(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合作條約)13308件,連續12年居全國大城市之首,今年上半年PCT申請量更是達到9002件,占全國申請總量的51.8%。(注:深圳和上海對新興產業的定義不完全相同,由此可能導致該項數據比較不夠精準)



【深圳的產業競爭力和企業家精神強于上海】

2015年上海的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比深圳高10個百分點(71%對61%),主要高在金融上。但從產業競爭力角度,上海已落后不少。深圳過去五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4%。今年上半年,上海規模以上工業產值同比下降4.4%,深圳同比增長7.5%;第二產業增加值,上海下降3.3%,深圳增加7.3%;戰略性新興產業,上海增長0.7%,深圳增長12.1%。


以上數據來自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是政府口徑。而政府報告中沒有的一些指標,比如明星企業數量和經濟的人格化代表——杰出企業家群體的數量,深圳可謂一浪接一浪,前浪依然向前,后浪滾滾又來,遠超上海。袁庚精神、蛇口精神似乎是一種基因,在深圳代代相傳。


……


綜上,雖然上海在城市綜合管理、文教衛體等社會發展水平和經濟總量上仍有一定優勢,但在決定經濟持續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企業素質、人口年輕化等方面,上海都已落后。換言之,上海的優勢更多是總量優勢和存量優勢,而深圳的優勢更多是結構優勢和增量優勢。


在金融這一上海最重要的領域,由于金融政策由北京決定,金融資產的半壁江山也在北京,且金融市場的開放度還不足,所以上海的市場優勢無法充分展現。這從外資法人銀行的情況就看得很清楚,雖然他們注冊地在上海,但開會都要去北京,以至有人抱怨“還不如注冊在北京”。而在和互聯網高度相關的新金融以及私募股權投資等更具活力的方面,上海已經很難說有領先優勢了。



深圳領先的意義在哪里?


家在上海,戶籍在上海,我當然希望上海好,不希望被超越。但站在大歷史角度,我覺得深圳領先的意義或許更大——


它證明了市場經濟的力量。鄧小平說,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特區特在哪里?就是破舊,就是與先進國家和地區的規則接軌,大膽圖新。鄧小平對中國的最后囑托主要體現1992年南方談話中,可以說,是深圳“一夜之城”的實踐給了他對自己理論更充分的信心。在某種意義上,只要深圳不回頭,中國就不會回頭。中國市場經濟因深圳而立,是深圳的成功探索,促使鄧小平下決心讓浦東開發開放,讓整個上海和全中國都加入到市場經濟的歷史潮流中。



它證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一個年輕的、有著更充分的內生動力和開放活力的城市,它能在幾十年間超越中國100多年來不可動搖的經濟中心,證明了創業創新的力量,自主自強的力量,不墨守陳規的力量。鄧小平曾說:“要發展高新技術,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們就高興。”土地資源約束和成本壓力倒逼深圳只能往上走,往高價值的創新方向走,這條路走通了,它是一條通衢大道。


它證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很多人喜歡研究商幫,研究地域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潛臺詞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太適合搞市場經濟,不太講信用,不太愿意吃苦。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它證明了市場經濟的熔爐會接納一切參與者,市場經濟的舞臺會為一切有夢想的人打開,不管你來自哪里都有機會成功。只要政府尊重市場,敬畏市場,服務市場,以人為本,以民為本,以法為本,則政府在市場經濟中不會無所作為,而是大有可為。走法治化、陽光化的服務型政府之路,就能激發起人民群眾不可想象的力量。這就是新制度的力量,以及被新制度喚起的人的力量。給中國人一點陽光就能蓬勃生長,深圳證明給了全世界看。



回看上海的一段歷史


1843年11月17日,根據《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開埠,自此對外貿易激增,從一個海邊縣城躍居遠東第一大都市,不過數十年的時間。今人談到上海,都會提到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如通江達海、緊鄰江浙、遠接長江中上游,離韓、日、新加坡等國距離最為適中。但當年《南京條約》談判時,清政府官員最擔心的是外國人提出開放蘇州府。在最后確定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中,廣州、福州是省城,廈門、寧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縣城。


但為何是上海后來居上、執中國城市之牛耳?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戴鞍鋼指出,清政府還是眼光內向,著眼于內河航運。而外國勢力是從海上來的,工業革命后世界已進入蒸汽時代、輪船時代、海洋時代。上海當時確實不如蘇州繁華,但從海洋時代眼光看,上海的潛力更大。所以外國人提出上海開埠。僅僅十年,上海就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內外貿易第一大港。一方面,上海周邊的絲和茶不用再千里迢迢到昔日“一口通商”的廣州出口了;另一方面,上海的內河航運也很發達,保證進口貨物運到后很快就轉運分銷出去,不愁賣不掉、運不走。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熊月之指出,1843年的上海,人口規模在中國城市中排第12位,在北京、蘇州、廣州、武漢、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長沙與天津之后。上海不是江蘇省的中心,甚至連松江府的中心也算不上。上海在松江府一般被認為是比較重商、缺少文化的地方。但上海有一個特點,就是城市人口中外來商人占有重要地位,本地人排外觀念不強。


熊月之研究了五口通商后各個口岸的反應——


廣州:外國人要入城,廣州官紳軟磨硬頂就是不讓,斗爭持續了十幾年。直到1859年廣州沙面租界設立,租界與華界之間開挖了人工河,嚴格實行華洋分處,地狹人少,發展緩慢。 


福州:開埠之后,福州官紳以極為傲慢的方式對待英國領事,讓他極不體面地自己摸索上岸。


廈門:外國人起初所劃的居留地是較場、水操臺一帶,英國人認為過于偏僻,恐遭竊劫,不愿前往,1862年后才開辟英租界。


寧波:離上海較近,先到那里的外國人后來不少轉到上海。


上海呢?英國人來了,上海人一是好奇,二是謀利,跟外國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沒多少區別。有人發現圍觀外國人是個商機,就在英國人住地附近賣票,每個參觀者收費。這種靈活性和適應性,加上地緣優勢,讓外國商人、傳教士、外交官都認為上海人與廣東人很不一樣。上海人對外國人,至少表面上愿意接近。開埠兩年后,英租界設立,隨后是法租界、美租界,英、美租界后來合并為公共租界。公共租界面積最大時有33503畝,法租界最大時有15150畝,加在一起是全國其它23個租界面積總和的1.5倍。



歷史中的啟示:自治、法治與安全


根據熊月之的研究,上海的租界從最初的華洋分離到后來的華洋雜居(1854年7月修改的土地章程刪去了華洋分居條款),使中國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出現了一道縫隙,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統治中演變成一條灰色地帶,一個戰亂中可以藏身、新生政治力量也可以利用的空間,并形成了亦中亦西、中西混合、中西并重的文化和風俗。上世紀30年代有西方人說: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會這樣迅速地成為一個大工業城市,因為從環境來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價貴,房租高,工資昂,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那時中國其他地方經常動亂不安,工業發展遭到騷擾,上海則不然,這就形成了工業集中于上海的趨勢。那一批又一批從四面八方涌來的難民,則成為上海工商業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


混雜、多元、相對安全、貿易發達,令上海成為資源的匯聚地,能夠配置各種商業機會。從開埠到1900年,上海人口從不到20萬增長到100萬,為中國之最。“戰亂時,大批難民涌入上海,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時,很多達官富商、文化名人來上海居住、置業、發展,則是理性選擇。很多達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為官、經商與活動,但他們將家安在上海,將錢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順,便折返上海,當寓公,做隱士,……這些人有錢、有閑、有識,于是,上海房地產業、銀行業、書畫業變得那么興盛,上海也由此平添了那么多名人故居。”(熊月之) 


多元雜處之地,有商機,能做生意賺錢,還要有太平秩序,住著安心。1930至1931年,英國籍南非法官費唐到上海調查租界,結論是,上海能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發展為現代大都市,關鍵在于三大要素,即自治、法治與安全。公共租界實行的是自治制度,法治管理也相當嚴格,早期《申報》經常刊載居民因隨地大小便、糞桶過街不加蓋子、亂倒垃圾、斗毆鬧事而被處罰的案件。上海也是中國最早出現律師的城市。熊月之指出,“長期的自治與法治,培育了上海人的契約精神,養成了上海人遵紀守法的習慣。民國初年人們就看出:上海人歷經英人熏蒸陶育,‘服從法律習慣已較勝于內地’。租界內西方司法制度的引進,也使上海人早于其他地方的人有了尋求法律保護的意識,當時外地人就有‘滬人健訟’之說。……到了上世紀30年代,‘打官司’一詞在上海社會已經十分普及。1930年江蘇全省6300件民事訴訟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達73%。1935年上海僅律師公會等律師組織的成員就達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國40%的律師。”


有商機,有法治,企業當然喜歡,所以上海,也只能是上海,成為中國近代工商業的大本營。不僅李鴻章將三大制造業企業——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和機器織布局放在上海,近代中國各行各業的知名企業和扛鼎人才,大多數也都扎根在上海,基本為民辦企業。他們打敗洋貨的案例不勝枚舉,如佛手牌味精戰勝日貨味之素,五洲固本肥皂戰勝英商祥茂肥皂,華生電扇奪取美商獨占的電扇市場,等等。



租界是不光彩的殖民地,我援引學者的研究成果,不是要證明“租界繁榮論”,因為全世界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遇都非常悲慘,即使獨立后也發展不好。近代上海經濟的歷程說明,上海從“數千年未遇之變局”中磨礪出的重視商業契約、講法治、講職業精神、產品和服務求卓越、開放不排外、重視管理的素質,是上海發展背后的最重要社會資本。在五口通商、獨鐘上海的歷史關頭,上海發育出了近現代商業文明的基本形態,在租界的歷史場景中沒有辜負歷史賦予的責任。沒有上海,很難想象中國的商業發展會走上什么道路。


也是在這樣的商業文明和產業基礎上,才有了新中國成立后上海在經濟中的舉足輕重。“上海造”是質量的象征,上海是眾多發明創造的策源地。1980年,上海一地的工業增加值占全國的12%,這樣的比重絕對后無來者。



下一輪,誰更有憂患誰更有希望


“十三五”期間,深圳的城市目標是加快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上海的目標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基本框架,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在我看來,在目前的基數水平以及全球經濟低迷、中國推進結構調整的背景下,無論深圳還是上海都面臨巨大挑戰和壓力。


去年6月,深圳“改革30人論壇”給深圳市政府寄送了一份《對深圳改革開放重大戰略問題的建議》,批評深圳自我滿足,不敢擔當,求穩怕亂,怕冒風險,敢闖敢試的責任感正在退化,警告深圳如果吃過去幾十年的老本,“最終將可能淪為‘平庸的城市’”。建議書提出了11個方面的改革建議,包括:向國家申報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試驗特區;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擴大戶籍人口比重;啟動人民團體去行政化改革;全面推進政事分開,取消各類事業單位的上級主管部門,實現事業單位治理結構的社會化、現代化;成立大數據局,創新互聯網+政府的治理模式;等等。


從我多次到深圳的感受看,自滿情緒蔓延,有錢就賺、急功近利的叢林心態,城市綜合管理水平方面,都應當引起重視。三人行必有我師,深圳在很多領域一騎絕塵,但值得向其他地方學習的也并不少。比如中國食藥監總局每批準3個一類新藥,就有1個來自上海張江;張江連續幾年在國家新藥創制重大專項經費中的占比為全國的1/3;張江企業申報新藥的成功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張江在這方面有很多好做法,比如政府投資建公共實驗室,免費提供給研發人員使用,有利地幫助他們降低成本,聚焦核心。在公共服務方面,浦東新區的網上政務大廳將在進一步完善后實現審批全上網,目前“網上督查室”也在加快建設,將全面實現對網上政務行為的在線督查、電子督辦、實時監管等功能。即使是在深圳非常強勢的互聯網領域,也有一個短板,就是電子商務,包括商品和服務。像攜程這樣的公司,10多年前就用6西格瑪的方式把服務標準化、精確化,這不僅是技術問題,和上海在服務方面的底蘊也是分不開的。



最近上海正在努力補短板。浦東新區書記沈曉明把最近的一次區委全會干脆開成了“找短板補短板”的會議。他說,改革是浦東的生命線,哪天浦東沒改革了,就將被拋棄。他坦言,浦東三產增長的拉動力主要是金融和房地產,金融是我們希望發展的,房地產就不那么好,因為不可持續,所以三產也不是樣樣都好。產業結構方面,浦東過去4年工業產值持續低位,工業投資持續下滑,規上工業企業數量持續減少。“抓工業還是要抓戰略性新興產業,抓高技術產業,抓專精特新產業。我們要向深圳等兄弟地區學習。尤其是深圳工業并不靠少數幾個行業吃飯,4G技術、超材料、新能源汽車、3D顯示、無人機等等,是熱點頻出、百花齊放。去年深圳工業增長7.7%,新區是2.4%。社會公認深圳經濟活力強,浦東不得不佩服,一定要向深圳學習。


上海的人才優勢比較突出,但沈曉明也反思說,浦東各類人才128 萬,乍一看數字很大,但一比較就知道,浦東人才占常住人口比例是23.4%,北京是 28.6%,深圳是 37.1%。


上海找到差距,認識到差距之時,就是存有新希望之時。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有一個強勢政府,有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管理系統。上海總能把中央交辦的事情辦得最穩妥,上海是中國城市中最佳的受托人。但是,一利必有一弊,上海卓有成效的網格管理和精致的海派文化的熏陶,在篩掉雜質的同時,也終結了很多活力與可能性。在上海,你很少看到就某一個問題,激發整個城市各種經濟成分的熱忱,頭腦風暴,群策群力。上海習慣的方法是,高素質官員組織調研,找出具體目標和方向,讓大家執行。聽上面的話,這種行動哲學哪里都有,上海發育得最成熟。但長此以往,上海的視界就會鎖定在官員的頭腦里,他們再聰明也趕不上時代的快速變化。上海創新力不足的問題,官員不是不知道,但他們習慣于自己去指導如何解決。而深圳各界經常會就深圳的命運大聲疾呼、上書上網、爭議甚至質疑,官方總是主動給予開放式的互動。在上海,斯斯文文提點意見是可以的,官方精準組織的討論也是可以的,但前提都是要“正確”。



為了中國的明天打好這兩張牌


8月8日我在深圳南山調研的這家金融科技公司叫中興飛貸,團隊核心都是銀行出來的,運用一套行之有效的風控系統幫助銀行給小微企業和個人做貸款。我仔細了解了風控過程,覺得特別貼近市場,接地氣。在上海,我也接觸過一些西裝筆挺、教育背景優越、融資量很大的類似機構,但因為太高大上、太洋了,在市場上反而缺乏戰斗力。


上午9點半,我見到中興飛貸的CEO,他說不好意思,本來董事長要來的,可是凌晨2點到4點他還在召集我們開電話會議,真的起不來。等到中飯后準備離開時,董事長從一個會議中出來送行,聊了一陣。我問,天天晚上這么弄嗎?他說,這大半年因為要從線下切到線上,任務太重,基本上都這樣。然后他說,我們夜里兩三點、三四點結束時,看看對面那個大樓,也都亮著燈,那可是騰訊游戲公司。



《深商的精神》一書的作者老亨說,深圳就有這樣一批“以創意為瑰寶”的人,和大上海相比,深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于能容納新的人、新的想法,能容許新的商業基因不斷加入。“上海更像一個資本王國,深圳更像一個人本主義的創意王國,只要你有真正好的創意,你就可以體驗自我實現的快樂。深圳和上海很難說誰的定位更勝一籌,但深圳價值觀正在成為上海價值觀最強有力的挑戰者。”老亨甚至認為,中國文明重心的南移趨勢,已是昭然若揭。


我同意老亨對深商精神的總結,但站在整個中國的角度,我深信深圳的精神,上海的精神,一樣彌足珍貴。


想到劉永行說,“在上海,我就像一條魚游進了大海,無聲無息,無人打擾。但當我需要金融資源時,很容易就能滿足。”


想到馬明哲說,“很享受在上海的生活,我喜歡在全世界的金融家到上海時,陪他們去一個有特色的小飯館,一點不比香港差。”


想到有次和王石聊天,我說企業家都讓深圳出了,上海就多為政治局輸送官員吧。王石想都不想就回應:“上海的官員越多越好。”萬科在全國各地有項目,房地產又是和最多的政府部門打交道的行業,哪里最規范,心里有數。


上周五在外灘17號,友邦保險所在地頂樓,我望著波光粼粼的江水和對面的陸家嘴,突然有一種感覺,中國近現代商業文明的火炬在上海點燃時,當時中國最多的創業傳奇是在黃浦江畔展開的,中國人,外國人,都有。今天,當中國有了更多火炬去照亮整個商業的天空,上海不再那么顯赫了。但是,偉大的基因從來只會變異而不會消失。今天,商業可能興起于茫茫神州的很多地方,可能興盛于具備制度與文化優勢的一部分地方,但是,如果要找一個興盛之后的放心之所,上海還是最佳選擇吧。歷史積淀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不會像經濟指標那樣易于被超越的。


所以一個地方的優勢,從本質上說不是拷貝的結果,只能是發揚自身優勢、同時勇于借鑒先進經驗、不斷創新的結果。


上海不是深圳,很多方面也做不了深圳,海可以借鑒深圳在一個更為充分的競爭環境中,那股敢想敢干、不怕失敗的精氣神,以及絕不小富即安、勇攀創新高峰的狠勁與自信。如果上海能把這種精神用于提升自己的綜合實力,必能不斷帶給中國驚喜。上海學深圳,不是比速度,而是要煥發一種更加進取、追求卓越的斗志,在自己擅長的方向,創造最佳服務體驗,早日成為世界級城市。



同樣,深圳學上海,也不是簡單去制定500強落戶的獎勵政策,而是要在綜合發展、協調發展、提升全面素質方面,更用心,更精進,補短板。


在中國,當下最需要的,是用一種更好的精神狀態,做更好的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競爭能激發動力,但合作更能創造價值。比如,復旦和交大能不能在深圳設立分校或研究院?深圳能不能樂見王牌企業加大總部職能向上海的轉移力度?看似助人,實則助己,有為者當思之。


那是波瀾不驚的黃浦江,那是大鵬飛翔的深圳灣,天水一線,天空正藍。我不想論龍頭所系,不想論天命垂青,我看到的中國經濟未來,既需要有深圳這樣的最佳創新者、無畏的開拓者,也需要上海這樣的最可信賴的受托人和管理者。這是21世紀中國能力的最佳組合。若國運如此,天下誰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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