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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武士與武俠

2017-5-2 06:28| 發布者: admin| 查看: 71| 評論: 0

摘要: 歐洲中世紀與中國古代最明顯的區別或許是騎士制度。騎士制度產生了軍人的榮譽感和歐洲社會的尚武風氣,騎士的身份和地位令人仰慕,他們擁有神圣的軍事職責。中世紀的歐洲人相信,人類墮落后,戰爭和罪惡降臨到這個不 ...

歐洲中世紀與中國古代最明顯的區別或許是騎士制度。

騎士制度產生了軍人的榮譽感和歐洲社會的尚武風氣,騎士的身份和地位令人仰慕,他們擁有神圣的軍事職責。中世紀的歐洲人相信,人類墮落后,戰爭和罪惡降臨到這個不幸的混亂的世界,騎士們天降大任應運而生。他們的職責是抑制邪惡、保護人民。只有最強壯、最忠誠、最具高貴精神者才可被選為騎士。他們的戰馬是動物中最高貴的,他的武器和裝備是最精良的,還有忠誠的扈從為他服務。騎士制度不僅把一部分人造就成精英并賦予他們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榮譽,也推動了整個社會尚武的榮譽感。


雖然芒福德譏諷軍隊是三流頭腦的避風港”,騎士精神對整個社會的這種廣泛影響恰好是中國古代社會所沒有或缺乏的,中國軍人大多是來自社會底層的流民,甚至是被抓來的壯丁,談不上任何對戰爭的尊嚴感和神圣感,更不用說正義精神。

歐洲騎士制度是封建時代的產物,中國僅有的封建時代是春秋戰國時期。當時中國處于一個“游士”和“游俠”時代,諸子百家四方奔走,各封建領主爭相蓄養“食客”和武士。游士和游俠構成當時中國重要的正義力量。孔子就是乘坐著馬車周游列國的,儒家的將“御”和“射”作為必修的六藝之中,可見當時的尚武風氣之盛。

《晏子春秋》中記載的“二桃殺三士”其實是對中國古代“騎士精神”的一種悲嘆和嘲諷,權謀之術從此成為中國文化主流。

常言說“士可殺不可辱”,專制集權以后,或者殺或者辱,“士”作為一個精英物種終于滅絕。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以法家思想創立極權專制,焚書坑儒,禁民間談兵事,收繳民間武器,官吏體系文武分離,以文官節制武官。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兵家式微,尚武精神從此衰落,腐儒構成的文官壟斷了權力體系。及至宋代杯酒釋兵權,理學倡言“主靜”和“守雌”,儒家六藝僅剩下一個“書”。秦漢以降的中國不是被野蠻異族以暴力征服,就是被黑化的官僚權力以陰謀奴役,民間已經失去了任何正義抗爭的精神和力量,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整個文明社會一直保持“士農工商”的大致類似結構,“士”作為社會各階層之首卻有著不同的含義:“士”在中國指“儒士”,在日本指“武士”,在西歐則包括城堡的騎士、大學的學士和教會的教士這三種社會中堅角色。可以這樣說,如果有一種文化特質改變了西方世界的話,那無疑是馬鐙上的騎士文化。

騎士文化就是東方與西方兩個文明中最大的一個氣質差別。沒有馬鐙,就不會有騎士文化;假如沒有騎士文化,也就沒有西方文明。如果再深究一步,沒有騎士文化就沒有現代民主社會。

從小小的馬鐙出現以后,同一塊大陸的東西兩邊都進入了馬上時代,一邊是精英化的騎士,一邊是草根化的騎兵。文化從來都是精英產物,西方的騎士發展為優雅紳士和正義力量,東方的騎兵則永遠是官僚體制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赳赳武夫

從根本上說,騎士文化實際是一種中產階級文化,它獨立于國王的權力之外,又高于底層的平民文化。當自由的騎士成為一個社會主導者時,自由獨立的社會意識就成為最大共識。相反,中國傳統的官吏階層以人格附庸成為東方社會的中產階層,使社會出現權利真空和人格沙漠,或者說不能出現西方式的中產階級。

馬鐙創造的騎士文化融合了修道者的虔誠與貴族的氣質,深刻地影響了整個西方的社會。騎士與教會并肩加入了對世俗王權的分權。

十字軍東征結束了,但騎士精神并沒有消失。再經過一段時間,騎士階層就徹底沒落了,代之以出現的是一種新的文明群體——紳士。紳士繼承了騎士的多數傳統,他們謙卑、有憐憫心和正義感、誠實、公正、勇敢而克制,這些都是紳士的表現。紳士是對騎士、學士和教士等三種角色的整合,從而出現了一種現代社會的公民精神。

在傳統時期中國社會,上層階級男人以“孝”為志一生要忠于世俗權力發生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同一時期的“岳母刺字”堪稱一個中國精英的標本。

西方文化通過騎士精神培養了一個不跪的民族人格,而東方文化則通過忠孝思想培養了一個向權力下跪的民族姿態,對權力的屈服和對尊嚴的放棄使一個民族從此踏上通往奴役之路,這里沒有自由,更沒有正義與高貴。

于是我們看到,在相同的一只馬鐙面前,產生了西歐的封建制和東方的專制體制,并且都延續達千年之久。雖然中國是馬鐙的最早出處,但中國卻沒有出現過騎士現象。

中國的官僚文化遠在中國人騎上馬之前就已經很發達。周成王時代的金文就有“卿士寮”,那時就已經建立了繁復的官制。《周禮》實際就是周官制。到了先秦時期,關中的秦國經過商鞅變法,率先建立起了一個偌大的財政、民政、刑法和軍事體制。一旦進入官僚時代,任何技術創新的出現和應用都不會引起什么社會改革。

秦漢時代,騎兵代替了戰車,緊接著馬鐙出現。秦始皇統一六國過程中,各國的貴族幾乎都被消滅了,或者被殺,或者遷徙,或者流放,秦漢以后的中國,貴族作為一個階層已經消失了。

秦國發展較晚,但其專制制度卻發展特早,幾乎沒有什么貴族。自秦始皇創立皇權體制后,傳統的貴族教育“君子六藝”走向沒落,在文化禁錮與權力(暴力)鎮壓之下,那些所謂的貴族只是些有名無實的偽貴族,既沒有封地,也沒有獨立人格,只不過是些高官厚祿依附于權力的高級奴才而已。

沒有貴族,也就沒有貴族文化,只剩下不擇手段獲得權勢的流民和流民文化。《商君書》中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所謂“弱民”,就是用弱民除掉強民,用不才殺掉才民,使社會徹底平庸化,從而容易治理;以流氓來治理,使帝國保證強悍,“以奸民治,必治至強”。

貴族文化或者說騎士精神從本質上完全與專制思想相背離。

隨著技術的進步,貴族精英所壟斷的軍事優勢最終被弓箭火槍所打破,貴族精英的人格獨立性最終被專制權力所壓倒。這種變化和趨勢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如此,只是中國比歐洲來得更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項羽是中國最后一個騎士。楚漢爭霸,“丁壯苦軍旅,老弱罷鞍漕”,項羽跟劉邦提出以兩人決斗來結束戰爭“愿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這種騎士式的決斗被劉邦嘲諷為“匹夫之勇”:“吾寧斗智,不能斗力。”最后劉邦背盟襲擊楚軍,項羽兵敗烏江,但拒絕茍且逃命:“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他將心愛的坐騎托付給亭長:“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然后苦戰后自刎而死,體現一個騎士高貴的尊嚴與俠義精神。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中國的騎士精神從此磨滅。

出身市井的流氓劉邦極不光彩地奪得天下后,身邊立刻聚集了一批像陸賈這樣的文人官僚。盡管劉邦常常拿這些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但他們還是不忘引經據典地告訴劉邦如何統治駕馭民眾。劉邦罵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意思是“你爺爺我騎著馬得了天下,哪里用得著什么詩書!”陸賈一本正經地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

有了陸賈這樣敬業樂業的模范官僚,專制帝國怎能不久遠。對漢帝國來說,多一個李廣少一個李廣是無所謂的事情,更不用說馬鐙了。因此,中國只有騎兵,而沒有騎士。

與西方騎士文化相呼應的是中國的官僚文化。以研究文明的沖突聞名于世的亨廷頓曾經說過:“古希臘是民主制度的故鄉,古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在世界范圍內,把官僚體制從初級形態發展到無比復雜的現代形態,中國人無疑為全人類做出了最為持久的貢獻。

秦漢以降,儒士成為中國唯一的“士”,這種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以出賣才智服務于體制為目標,熟讀儒家著作,通過科舉制度的資格選拔后躋身仕途,這幾乎是他們的唯一出路。

魏晉時期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一群離經叛道反體制的“名士”曇花一現,之后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文化構成中國特色的紳士精神,并產生了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文士。崖山之后,蒙古韃靼將儒士貶斥為與妓女乞丐并列的下九流,士文化從此斯文掃地。

一個乞丐和尚創立的明朝以扒皮萱草和廷杖奪去了中國士一族的最后一點尊嚴。到了帝國末日,士大夫錢謙益拒絕以身殉國的理由是“水太涼了”。 中國士族以孝為本,信奉祖宗崇拜,而滿清天朝的剃發令則連這最后的底褲也撕破了。至此,無論武士還是文士,作為士階層的社會良心力量在中國基本滅絕了。直到啟蒙運動西風東漸,中國知識分子在這100年才重新復蘇,繼而被貶為“右派”,“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梁漱溟語),犬儒化隨之甚囂塵上。

歐洲騎士們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年代常常被稱為“黑暗中世紀”。在整個騎士時代,統一的中國無疑要比破碎的歐洲富裕發達得多,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對人性的桎梏又使這里缺乏自由的土壤,難以生長出真正的“紳士”。

與中國類似,騎士制度和騎士文明也不可能在拜占庭和伊斯蘭的哈利發國內發達起來。

因為傳統的東方專制主義擁有強大的皇權和發達的官僚機器,完全足以征稅和維持統治,軍人從來都沒有形成強大的足以左右和影響社會的力量,更沒有產生類似的暴力文化。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以武犯禁”的“游俠”精神是東方專制主義文化下的特產,也最接近騎士精神,“救人于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失)言,不倍(背)言,義者有取焉”。但“游俠”始終是一種特立獨行反體制的非主流文化,因此“江湖”往往為“廟堂”體制所不容,終不成大器。“游俠之風到漢景帝以后就幾乎絕跡了。漢景帝殺掉郭解理由僅僅是因為一個布衣”郭解的號召力比他這個皇帝還大。

2000多年來的中國,從來沒有一種民間力量可以制約權力,除非周期性的玉石俱焚,這就是中國的悲劇。在歐洲文化中,羅賓漢和佐羅都是一個將東方的游俠精神與西方的騎士精神融為一體的美麗傳說。

東方世界的日本或許是一個例外,它雖然沒有出現一個騎士時代,但卻在同一時期(幕府時代)出現了類似的武士文化,并形成了一種影響深遠的武士精神——“武士道”。梁啟超曾說:“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


日本武士稱為“侍者”,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的騎士有著同樣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特點,比如都是凌駕于農民之上的低級貴族,都是維持社會良心的正義力量,都服務于莊園領主,都專職戰斗,都勇敢忠誠,都有強烈的尊嚴感,也都有一定的資格限制,甚至他們也有獨特的城堡盔甲和章徽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說,日本武士是沒有馬的騎士。

日本武士精神的“四十七義士”與歐洲騎士的“羅蘭之歌”、中國俠士的“荊軻刺秦王”都是類似的故事。

對日本來說,1192年源賴朝開創的鐮倉幕府統治時代算起,直1868年江戶幕府最后一位將軍德川慶喜 “大政奉還為止,長達7世紀之久的日本武士時代具有劃時代的變革意義。從政治上日本國家政權從宮廷貴族手中轉為地方武士集團的手中;在經濟上貴族莊園經濟向封建領主經濟;在文化思想上貴族控制的宗教文化走進民間,社會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發生轉變。

如同歐洲騎士忠于教會,日本武士則忠于天皇。日本武士既是職業軍人也是行政管理者,他們不僅武藝高強,而且精通禪學茶道棋道相對而言,“生不可喜,死不可悲”,日本武士更加勇敢,甚至殘忍,而少了浪漫。武士文化與藝伎文化是日本典型的傳統文化,一方面武士受到全社會的崇敬,另一方面日本婦女的社會地位極低。占人口半數的婦女地位如何,從來都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從第一個武士政權鐮倉幕府直到明治維新,武士都是統治日本社會的“主人翁”。從體制文化來說,他們與歐洲的封建騎士極其相似其他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有著極大不同近代以來,日本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和民主化,以至于“脫亞入歐”,這與其武士文化的歷史影響是密不可分的。

對任何社會而言,暴力都是社會的決定力量,誰掌握了暴力,誰就主導了社會。暴力集中于一個人或家族之手,就是獨裁;暴力掌握在一個少數人的秘密社團手中,就是極權;暴力掌握在一個開放的社會精英手中,就是民主;暴力掌握在大多數底層群氓手中,就是革命。

(節選自《歷史的細節》,上海三聯書店2013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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