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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督導引發深思 高校教師:我的課堂誰做主?

2017-5-25 20:35| 發布者: admin| 查看: 63| 評論: 0

摘要: 導讀在國內高校,通過老教師和領導聽課的形式,對某些課程進行督導的現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近些年來,隨著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對課堂教學的重視,這種行為變得更多了。但這種督導方式究竟能起到何種作用,卻引起了一些 ...

導讀

在國內高校,通過老教師和領導聽課的形式,對某些課程進行督導的現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近些年來,隨著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門對課堂教學的重視,這種行為變得更多了。但這種督導方式究竟能起到何種作用,卻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這其中就包括常州大學某學院副院長衡孝慶。


不久前,衡孝慶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直言“教無定法”,以“專家聽課”為代表的行為并不能給提高教師授課水平帶來幫助。更有甚者,教師在教學方面存在大量的限制。


衡孝慶的這篇博文探討的是高校課堂該由誰做主的問題,但內心有這種疑問的老師應該不止他一個人。那么,在當前的高校課堂上,究竟誰在做主呢?


“無用”的督導


在自己博文的最后,衡孝慶用了三個問題作為結尾,那就是“誰是教學的主體?誰有資格評判教師的教學?教學水平的高低如何能夠比較?”


事實上,就在他寫出這篇博文前不久,有人曾經就這些問題做過一些闡述。


本月初,本報刊登了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撰寫的一篇評論。該評論直指不久前出現的所謂“高校教學質量排行榜”,坦言教學是最不容易衡量和確認高低、強弱、好壞的。在評論中,尤小立特別指出,行政主導的教學標準化管理模式,可謂事無巨細、全面周到,可就是沒能明顯地促使教學工作再上層樓。因為“它只能監督教師達到60分的教學及格線,卻很難調動教師中的大多數為80分或90分的教學而努力的積極性”。


看得出,無論是尤小立還是衡孝慶,對于目前某些力量“干擾”教師的課堂教學都有一定的體會。當然,他們并不否認無論是制度設置還是教學督導,其出發點都是為了提升一般教師的教學水平,但在效果層面,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質疑。


提出類似疑問的還有北京某高校物理系副教授鄭文。


“比如,我上的是物理課,但來聽課的老師卻可能來自其他學院。他們常常聽不懂課程,只能看你的課堂是不是‘花哨’。”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鄭文說,這些老師并不能給自己提升教學水平提出一些建議。“他們會說:‘你要互動啊’,或者‘你的PPT要更漂亮’。但像數學或物理學科,因為學科性質所限,不可能用一大堆圖片讓PPT更搶眼球。”


在教學督導的問題上,鄭文還能聽到一些“意見”,但在有些時候,即使這樣的“意見”也并不是都能聽見的。


比如在采訪中,尤小立便坦言,有時他感覺所謂的“督導”似乎并不是為了督促教師改進教學。因為很多專家在聽完課后,并不是就課程本身的優缺點和教師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反而是當面對教師一通表揚之后,再到領導面前“打小報告”。


“這種做法很奇怪,他們到底是在督促老師們的教學,還是在打擊老師們的信心,讓老師們愈發失去對教學的積極性呢?”尤小立問道。


短缺的空間


在記者采訪中,“積極性”是很多老師都提到的一個名詞,而緊隨其后的便是另外一個名詞——空間。


“不管是某些無用的‘督導’,還是一些不近人情的‘制度’,影響的其實都是老師們對教學的積極性,因為他讓老師們發揮的空間變窄了。”張路是東北某高校的一名老師,他的這番話很有代表性。


在博文中,衡孝慶回憶了兩年前,他到臺灣地區某大學訪學時的一段經歷。聽聞該校有一名知名的哲學教師,他想去聽一下這位老師的課。然而,當他請示院長和系主任時,得到的回答都是“NO”。因為他們沒有權力批準衡孝慶去聽這位老師的課,而且這位老師很有個性,從不允許他的學生以外的人聽他的課。


“我問他們,如果是領導或督導來聽課怎么辦?他們的回答是,那也要先經過他的同意。因為在他看來,那些不懂哲學的人,甚至不懂他的哲學的人,都沒有資格聽他的課。”衡孝慶說。


對此,張路深有感觸。他表示,作為老師,在很多時候他是不愿意別人聽他的課程的,“一方面自己覺得別扭,另一方面也給學生帶來一定的壓力”。但在這方面,作為老師的他是沒有發言權和決定權的。“有時看一些報道,很多學校規定校領導一定時間內必須聽課,我不太明白,這些已經不擔任教學任務的行政領導,究竟能給教學一線的老師們帶來什么幫助?”


張路所說的并非少數現象,在百度搜索引擎內輸入“高校領導聽課”,搜索出的相關新聞已經超過百萬條。


“既然老師講這門課,那么他就是這門課的專家,在這方面應該被充分信任,教學應該是多樣化的,按照某種標準來管理的話,就已經不是教育了。”尤小立說,“必須要讓老師有發揮的空間,從而慢慢恢復他們的教學積極性。”


平等的關系


必須指出的是,給教師的教學以充分自主空間,并不意味著對教師完全放任不管,更不是放棄對教師,尤其是年輕教師的指導。只是監督要有尺度,輔導要有方法。


作為主管教學的副院長,衡孝慶平時也會去聽一些課程,并會對老師做一些監督管理,但在他看來,這僅僅是檢查老師的工作是否達到最低要求,也就是所謂的“紅線”。


“我常常講,教學是一個良心活兒,一些基本的要求是必須達到的,這也是專家教授可以考核的內容。比如必須備課、教學內容必須達到基本要求等。但在此之上,則是教師自己發揮和投入的空間。”衡孝慶說。


那么,一些教學督導所希望達成的對教師的指導作用,又該如何實現呢?


在采訪中,尤小立回憶起了他在剛剛走上教師崗位時學校所采取的一種傳統做法,那就是“師傅帶徒弟”。“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他說,很多剛剛博士畢業、走上講臺的年輕老師往往“自我感覺”很好,但他們其實對教學規律完全不清楚。這時候,有一個老教師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給予一定的指導,對他們的幫助很大。


“我還記得當初帶我的老教師告訴我,一節課的教案大概準備七八頁紙就夠了,后來上課多了,發現的確是這樣,這就是經驗。”尤小立說,遺憾的是,目前這種對年輕教師大有裨益的指導方式,在高校中已經很難看到了。


鄭文從教的時間比尤小立要晚,因此也沒有“師傅帶徒弟”的經歷。在她看來,對自己教學最具促進效果的方式就是一個學科的老師互相聽課、一起備課、互相交流。“我們有一些課程并不是一位老師負責,而是有一個團隊,大家可以在一起集體備課,我們也會聽新來的老師試講,然后從內容、教學策略等一些很實際的方面給她一些建議”。


在采訪中,鄭文特別強調,這種“聽課”與“備課”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教師彼此間是一種平等交流的關系。“不是督導、監督你的那種感覺,這一點對老師心理上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


人性的政策


為了促進學院的教學工作,衡孝慶也在設計一套新的思政課改革方案。他想通過新的課程設計,把自主權還給老師。


“我希望把課程切分成塊,讓老師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模塊。”衡孝慶說,同時,將原來以教材為主的教學改為以學生自學為主,老師則可以選擇與自己的興趣和課程都相關的內容,組織專題講座。“將老師講座和學生自學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老師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功能,把大量時間節省下來。”


按照衡孝慶的設計,之前“滿堂灌”的教學,將變成有一半左右的時間用來讓學生自己學習、談論,老師則通過講座的形式,將自己從繁重的教學中解放出來,專注于自己感興趣的幾個點。“日積月累下來,對于這幾個點的教學將可能非常精彩。”


當然,衡孝慶也明白這一改革將面臨很多的困難。“需要很多部門配合,一些老師也會提出反對,畢竟這樣做表面上為老師‘減負’,但實際上對老師的要求更高了。”但他相信這樣的改革對老師有好處,對學生更有好處。


相對于處在管理崗位上的衡孝慶,鄭文顯然不用操心那么多“改革設想”,但她有時會想起自己上大學的時候,想起那時教她的老師,言語中多少有些羨慕:“那時候,老師如果連上兩節課,中間可以不休息,把時間上夠了就能早點兒下課,這是允許的。”但現在,作為老師的她不能提前上課,不能拖堂,“一分鐘也不能拖”。


“以前,大學的老師很自由,可以提早上課,也可以早點放學吃飯,教學質量也沒有受什么影響。但現在上課時間死死的,每學期一個學院調課超過五次就要受到處罰,可一個學院那么多人,這個‘指標’太容易達到了吧。”


鄭文總覺得,無論大的政策如何變化,老師都不應該這樣去管理,“不是把一個人禁錮在這里,他就會上心,而是要去激勵,提高教師的自主性,這才能起到作用”。


同樣作為一名年輕老師,張路對此感同身受。


“其實對于老師在教學上的鼓勵,往往就在于一些細節性的內容,是否容忍教師在細節上的自由發揮。總之,制度如何人性化地對待老師,老師也會如何人性化地對待課堂。”張路說。


☀本文由微信公號募格學術轉自《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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